警惕美国的分裂已成定局但我们绝不能让美国玩金蝉脱壳的把戏

  资本分裂、政治极化、制度信心的坍塌，这些相互交织的危机，正在将美国社会撕裂得千疮百孔。

  社交媒体上，针对候选人的威胁、诅咒层出不穷，民主的外壳被扯破，露出权力斗争的血腥本质。

  共和党高层事后虽呼吁降温，倡议两党停止针锋相对，但事与愿违，攻击不仅未减，反而愈演愈烈。

  这样的背景下，2024年的总统大选，注定是建立在分裂而非团结之上的一场博弈。

  然而，当派系利益凌驾于国家利益之上，昔日团结的政党便异化为争权夺利的工具。

  19世纪，林肯及共和党以坚定的意志挽救了南北分裂的美国，林肯的威望由此登顶，而共和党也因此在全国选举中屡获胜利，成为那个时代的象征。

  选举尚未结束，两党候选人便已开始彼此指责，对方破坏国家团结，甚至导致社会混乱。

  他在2024年7月的集会上公开声称：“若我们输了这场选举，内战将是拯救国家的唯一途径。”

  美国中间选民日益稀少，极端选民却在持续不断的增加，整个政治生态已陷入水火难容的对峙局面。

  从林肯时代的“弥合分歧”，到当下两党的“制造裂痕”，美国政坛的变迁令人唏嘘。

  纵观历史，美国总统大选虽不乏丑闻，诸如“水门事件”等党派恶斗的典型案例，但政坛基本的体面尚能维系。

  候选人之间虽有争锋，却不失基本尊重，行政部门大都保持中立，司法体系也未轻易卷入党争。

  如今的美国早已告别那段相对克制的政治岁月，取而代之的是更激烈、更加不加掩饰的权力斗争。

  无论共和党还是的集会，鲜少听到关于政策、改革或国家发展的具体讨论，取而代之的是将对手送进监狱的喧嚣。

  而特朗普则多次公开表态，一旦胜选，必将启动对拜登家族的调查，将要员悉数推上审判席。

  不仅如此，这种“监狱政治”的叙事不仅限于候选人之间，还深深感染了普通民众。

  在集会上，支持者热衷于谈论如何惩治对手，将政敌送进监狱几乎成了最大的政治红利。

  最终，特朗普成功夺得总统之位，但这场“胜利”非但未能弥合社会裂痕，反而加深了撕裂的痛感。

  从制度层面观之，2024年的美国总统大选无疑进一步瓦解了西方所谓的制度自信。

  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弊端暴露无遗，曾被视为“普世”的制度模式如今早已风雨飘摇。

  现实中，美国选举政治已然异化为一场权力游戏，选民的愤怒则在经济问题中显露无遗。

  2024年，通胀高企，物价飞涨，贫富悬殊加剧，“美国梦”变得愈发遥不可及。

  普通民众的愤怒无处释放，他们对生活困境的不满，最终投射到了这场大选之中。

  选民不再关心政策的深度，只关注谁能承诺迅速处理问题，哪怕这些承诺往往不切实际。

  在这个以资本为核心驱动力的国家，不同资本利益集团的分歧日益扩大，甚至直接影响到政治决策。

  这种资本与利益的对立，恰如美国历史上的两次资本分裂，虽时隔久远，却颇有相似之处。

  在第二任总统亚当斯执政时期，党派斗争尤为激烈，但外部威胁与华盛顿的高超协调能力避免了冲突演变为内战。

  进入19世纪，美国经历了美英战争，这场战争在某一些程度上决定了美国经济独立的命运。

  战争结束后，美国工业资本逐渐兴起，资本性质从贸易转向工商，经济模式发生根本性转变。

  北方的工商业资本与南方的种植业资本不可调和，最终在1861年爆发了南北战争。

  一方代表技术创新与金融资本，另一方则依赖传统能源与制造业，两种经济模式的对立深刻影响着两党的政策与立场。

  作为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典型代表，美国在“里根主义”推动的新自由主义框架下经历了一次深刻的经济重塑。

  虽然这一转型在短期内缓解了20世纪70年代滞胀带来的经济停滞，但随之而来的，却是资本主义积累危机。

  资本主义生产的核心目标是利润最大化，这驱使资本必须逐步扩大生产规模以获取更高的利润，同时压制竞争者的生存空间。

  一方面，通过扩大规模生产来实现规模经济效应；另一方面，通过技术革新和生产组织方式的调整，以开发新市场、提高生产效率，从而增强市场竞争力。

  为了实现更多的价值增殖，资本一定要进行积累，而积累的基础是生产更多的剩余价值。

  资本的过度积累会导致利润率下降与资本量的快速增加，这种矛盾迫使现有资本的价值不断贬值，并刺激资本进一步加速积累，以弥补利润率下滑的损失。

  其次，资本逐利的本性推动资本有机构成逐步的提升，即生产资料占总资本比例的增长，使得同等资本投入所能雇佣的劳动力相对减少，造成大量相对过剩人口。

  这些过剩人口无法有效参与生产，也就从另一方面代表着剩余价值的实现变得更困难，从而形成资本主义生产的内在限制。

  资本的逐利本能驱使其无视这样一些问题的长远影响，选择短期内继续加剧生产扩张，最终形成恶性循环。

  于是美国普通民众的实际收入持续缩水，而财富的天平却疯狂倾向于大公司和超级富豪。

  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，美国政府陷入了“危机印钞”的恶性循环：每逢经济下行，财政和货币政策便迅速上阵，试图用短期刺激来掩盖结构性问题。

  一旦下一次经济危机爆发，美元地位或将不保，甚至有可能在国际金融体系中轰然坍塌。

  美国债务问题的逻辑已经昭然若揭：根本不打算偿还欠下的巨额债务，却时常借助复杂的金融手段进行“债务绑架”，让其他经济体为自己的债务危机买单。

  与内债不同，外债会让一个国家从货币发行者沦为货币使用者，经济资源被动受制于债权国的货币政策。

  而美国则利用这种优势，将债务作为地理政治学和经济博弈的工具，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大量借款，名为援助，实为施压。

  利率从10%骤升至20%以上，每个百分点的上升，拉美国家便需额外支付40亿至50亿美元的利息。

  这种巨额债务压力最终引爆了拉美的债务危机，拉美国家被迫大规模出售国有资产，经济主权几乎拱手让人。

  美国的债务绑架不仅针对国家，还将目标锁定在他国的关键企业，尤其是房地产行业。

  而美国则一边释放降息预期，鼓励企业“美元化”债务，一边推动信用违约掉期等金融衍生品的扩张，抬高杠杆，放大金融风险。

  等到债务即将到期，美国便启动加息周期，令这一些企业的债务负担陡增，资产负债表受到毁灭性打击。

  以中国房企为例，恒大等企业过去几年大量借入美元债，当2022年美国加息周期开启，偿债成本飙升，导致连锁债务违约，房地产市场陷入动荡。

  而一旦房地产市场全面崩塌，资金链的断裂必然波及整个金融体系，进而引发更深远的经济危机。

  美国的债务绑架，不仅以债权国的姿态实施，还可以反其道而行之，作为债务国同样玩得炉火纯青。

  截至2024年4月，其未偿公债总额超过34.5万亿美元，已是2023年国内生产总值的1.36倍。

  一旦经济出现危机，它惯用的手法便是向其他几个国家施加多方压力，或通过政治手段、经济诱惑甚至军事威胁迫使他国增持美债，转嫁风险，维系自身财政稳定。

  2007年次贷危机初起时，欧洲国家在美国精心编织的迷惑叙事下，被诱导向美国市场注入超过3000亿美元，仅一天时间便被拖入深渊，为其危机“买单”。

  如今，美国依旧深陷债务泥潭，但这并未妨碍其继续通过霸权手段转嫁自身问题。

  从“美国优先”到今日的“全球债务博弈”，美国的战略依旧如出一辙：牺牲他国利益以延续自身霸权。

  正如特朗普在当选总统短短两个月内，便推出了加征一定的关税、退出国际组织、驱逐偷渡客等一系列计划，美国的政策逻辑从未脱离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轨道。